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7月31日，圍繞“深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釋放了哪些信號？”主題，《信用會客廳》第一場在線研討會圓滿召開。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民商經濟法室主任、博導王偉應邀出席研討會并作了主題發言。

以下是王偉的發言：

在這里，我作為法律人，想重點談一談我對信用建設法治化的一些認識。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專章就建設法治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安排和部署。這個報告，強調要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報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對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重大法治問題進行了安排。

在這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也同樣將法治作為我們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提出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決定》提出，要維護憲法權威，協同推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機制，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這個理念對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而言也同樣適用。當前，我們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推動信用建設的法治化也是其中應有之意。

推動社會信用建設的法治化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應該看到，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們開始大規模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社會信用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成效非常顯著。但是當前，社會信用的法治化程度還遠遠不夠，尤其缺乏上位法依據。

在現實當中，社會信用的實踐遠遠走在了法治的前面。在這個過程當中，由于缺乏法治的引領和規范，出現了一些“泛信用化”的問題。

當前信用建設實踐中折射出來的一系列問題，都呼喚法治的回應。在當今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所要建設的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我們相信，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過程當中，法治一定會發揮重要的保障作用。

目前，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社會信用立法納入了立法規劃第二類立法項目。2024年，《社會信用建設法》經部際聯席會議審議通過。社會信用法是將誠信價值觀融入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直接體現，其直接目標就是要解決當前社會信用建設中的“非法治化”問題，以此增進社會的信任和信用。

根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安排和部署，完善社會信用立法體系的重要意義在于：

第一個方面是從政策化向法治化的轉變。

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制度化程度相對較高，但法治化程度明顯不足。集中體現為：“政策推動，行政主導，立法欠缺”。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帶有強烈的“政策推動”特點。近年來，為了推進誠信中國建設，黨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大量的指導意見及政策，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關于加強政務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強個人誠信體系建設指導意見》等。以及《關于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的指導意見》（35號文）、《關于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意見》（25號文）、《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完善失信約束制度構建誠信建設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49號文）等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詳的重要政策和文件。同時，地方也發布了為數眾多的政策性文件，開展了不同形式的信用實踐。這些，都意味著社會誠信已經從一個倫理道德層面的問題，上升為一個運用制度和政策來推進的治理方式。

誠信價值觀的制度化，乃至于未來的法治化，都將是我們今后的一個發展趨勢。當然我們說，政策固然重要，但政策也有很多局限，比如說不夠嚴謹，權利義務不夠明確、法律后果不夠清晰等等。這也就決定了，社會信用中的諸多重要措施，最終都要歸化為法律的規則。從長遠來看，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需要實現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法治化，這也就意味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從政策化向法治化演進。

第二個方面是確立法治權威的需要。

近年來，我國在信用立法方面不斷進步，中央和地方也開展了相應的立法。

在中央層面，諸多的法律、行政法規都規定了信用建設的相關內容，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等等。除此之外，國務院制定的《征信業管理條例》《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等行政法規，通過專門立法的形式，確立了信用的法律基礎。同時，地方信用立法非常活躍，各地紛紛出臺了不同模式的社會信用立法。

目前，陜西、內蒙古兩個地方開創了雙條例的先例。中央和地方的信用立法，也從不同的角度總結了我國信用建設的實踐，為信用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但是，目前由于缺乏頂層設計和立法，盡管目前各類立法數量不少，但是仍存在著“碎片化”、效力層級較低、規則不統一、治理功能不足等缺陷。

所以，在當前頂層法律設計方面，要制定一部社會信用基本法，作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本法和龍頭法，這是解決信用立法供給不足，提高立法質量，強化法治權威的必然要求。

第三個方面是推動國家治理法治化的需要。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項改革措施，進行了專門的安排和部署，尤其突出要加強制度建設。

大家知道，法律可以說是最為重要、最為權威、最為嚴密的制度，也是制度的最高級表現形式。所以當前要推進國家治理的法治化，就要在國家治理的制度體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等各個方面都實現法治化。社會信用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環節，把它納入到法治的軌道當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現實當中，出現的一些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實踐與法治要求不吻合的問題，如“泛信用化”，失信懲戒措施法律根據不足，某些領域的“黑名單”過多過濫、過罰不相當、連帶懲戒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都需要依靠法律。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要求，我們要通過法律所獨有的權利、義務、責任等調整方式，保障私權利，規范和約束公權力，解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非法治化”問題。

所以，當前加強社會信用建設法治化，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最終實現社會信用建設行穩致遠的根本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