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了楊承訓同志《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一文（見本報今年8月22日第九版），深受啟發。我基本同意該文的觀點，同時根據自己近些年來的研究和教學實踐，提出以下補充意見供參考。
　　關于學科名稱問題
　　這是我國經濟學界近20年來一直爭論的問題，至今未有定論。曾有人提出用“中國經濟學”命名，但被多數學者否定，認為經濟學本身就是國際性的，沒有什么國別的經濟學；也有人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名，也被多數人否定了，認為這是因襲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提法，不足為訓。我在1996年用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名稱，后改為“中國發展經濟學”。我認為這個名稱比較規范。首先，這個學科屬于發展經濟學的范疇，即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經濟學科的分類中就有這個名稱，直到最近美國《經濟文獻雜志》最新學科分類體系中，也列有“經濟發展、技術變化和增長”這一學科。我國教育部公布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中，也將發展經濟學列為應用經濟學中的二級學科。其次，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發展除了受發展經濟學的一般經濟理論與規律的制約外，還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和規律，這就是中國發展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可將其簡稱為“中國發展經濟學”。
　　中國發展經濟學的內容與框架
　　楊文對此作了一般性論述，我完全同意。現在的問題是要具體化，構建一個比較科學的體系。我主編的《中國發展經濟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提出了一個框架體系：以生產力的發展為主線，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著重論述實現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包括工業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場化、社會化、國際化、信息化、知識化等“八化”問題；為了實現這“八化”，必須正確處理“八大關系”，即：三次產業結構、區域經濟、外向型經濟、金融資本、人力資本、人口資源與環境、政府職能的轉變、制度文化等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為此，將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用四章論述“八化”，第二部分用八章論述“八大關系”。該書經過兩年來十幾所高校的試用，反映較好，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我們擬修改后再版。
　　關于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楊文提出了六個問題，我談談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就正于作者和同行專家。一是關于該學科所涵蓋的時段問題。我認為當前只能限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以后的發展則留給我們的子孫去討論。二是關于現在能否形成比較成型的本子。我認為如果時限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組織國內經濟學界老中青相結合的寫作班子，比較全面地總結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的經驗教訓，發揮集體的力量與智慧，是可以寫出一個比較成型的本子的。三是關于怎樣處理經典作家論述、黨的文獻與經濟學研究的關系。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是處理得比較好的，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我們是能夠把這三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的。四是關于如何具體處理它同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近20多年來我國經濟學界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初步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結合點。五是關于該學科同部門經濟學的關系問題。二者有密切聯系，但區別也是明顯的，因為它們研究的內涵不同，論述的重點也不同，如果處理得好，不至于發生過多的重復現象。六是關于近幾年討論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等重要問題如何處理。我認為在有關章節是可以涉及的，如“八化”中的市場化、商品化和信息化、知識化，“八大關系”中的三次產業結構、外向型經濟、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等章節中，都涉及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與勞動價值論問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論述。

　　《人民日報》 (2003年12月12日 第九版)